据人民网电，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于2017年1月14日去世，享年112岁。周老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早年专攻经济，50岁时转行，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58岁以后，他将关注的目光从语言文字学扩大到世界史、文化学和人类历史演化规律等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上。百岁后，他仍然笔耕不辍。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出版了《百岁新稿》，2010年又出版了《朝闻道集》，2011年，他出版了《拾贝集》。然而，就在去世前一天，他刚刚过了112岁生日。闻此噩耗，无比沉痛。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周有光学术研究中心謹以此文悼念文坛泰斗周有光教授……

周有光：读书不立言，枉读也

謹以此文悼念文坛泰斗周有光教授

一

周有光，人瑞呀！享年112岁。

曾记得，刚过茶寿（108）之龄而迈向天年（120）的他，身体康健，思路敏捷，在打字机上操作潇洒自如，文章如行云流水，云卷云舒，潮起潮落。记得年轻时有一位老师曾告诫我们，“做学问不在拼命，而在长命。”

周老先生之所以能长寿而成为学界耆宿、文坛泰斗，在于他乐观向阳的心态。周老晚年曾两次直面生死诀别，一是他的老伴，二是他的儿子皆先于他离世。老伴、儿子辞世在古稀之年的93岁与85岁，这对周家而言，是为高寿与善终。可对于一个经历过两个世纪、四个时代——满清、北洋、民国、新中国——的老人来说，晚景的黄卷青灯，未免在孤寂中显得凄苦，偶尔周老也会为儿子周晓平的离世而垂泪灯下，但周老并没有在悲秋伤春中销蚀人生，而能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奇人呀！

周老的人生字典中没有“晚年”二字。他说，85岁那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卡，写道：“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正是周老返老还童的写照！

斗转星移，如今掐指算来，周有光教授也已36岁了，春秋鼎盛正是做学问的佳期。周老出版过36本书，300多篇文章，如果以古代是木刻的线装书累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著作等身，“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人们常说，人一老就无用，保守世故拉后腿；年轻多好，良辰美景艳阳天。周老之奇在于以百岁之龄而能保有赤子之心，童言无忌。基于他对当下中国清醒的认知而敢“随心所欲”地表达，他无愧为中国时下文化界的领军人物。

二

有光先生，本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1923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专修经济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上海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业余时间参加拉丁化运动。1949年6月回到上海，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同时担任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第二业务处副处长；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85岁以后研究文化学问题。

纵观周老生平的研究领域又是一道奇迹。49岁以前他从事经济金融工作，50岁后专事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工作，85岁以后始入文化学领域。人生三个阶段，据周老自己所说，经济学是他的工作，语言文字学是他乐意做的，文化学是他所重的。由日常的经济工作到乐意做语言文字学，再到倚重文化学，周老的日子显然是越过越兴致盎然，成果自然也是一山更比一山高。

周老半生研究的核心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也即如何建设新时期的中国新语文。周老从世界语文生活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研究了人类语文生活的历史进程；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建设新语文的成就和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他深入分析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密切关注社会语文生活，积极参与新语文建设的多项具体工作，在四个方面卓有建树：1）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2）创建现代汉字学；3）研究比较文字学；4）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周老的拼音方案与推广简化字不仅为中国的扫盲做出卓越的贡献，在今日信息化时代，也为中国语文走向世界找到一条最简捷之路。

基于周老的卓越贡献， 他不仅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还担任各种重要的职务，他先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等，还曾任全国政协四、五、六届委员。

俱往矣，数人生风流，还看今朝。周老最惜重的不是过去的成果，而是近年的文化研究。

三

周老由语言文字研究转而为文化学研究，看似转了一个研究领域，实则是他语言文字研究的进一步升华，老先生既为中国语文走向世界找到一条最简捷之路，在此基础上他也就乐意为今日中国走向世界找一条便捷之道，他的文化研究并非赶时髦的一时冲动与激情，而是得益于他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周老在研究语言文字时首先涉及到的便是不同文字所承载的不同地域的文化，他的足迹来到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古国，由两河流域到尼罗河畔，由恒河到黄河，由阿拉伯大沙漠到密西西比河，千万里艰辛的跋涉与探索，周老在钉头字、圣书体、梵文、甲骨文、玛雅文中获得了启示。

由像形的古文字到字母化有一个艰难发展的过程，字母是长期经验和高度思维的结晶，没有高度的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字母的创造，体现了文字发展的总趋势——去繁趋简。“字母随着宗教走”，周老进一步研究了字母与世界几大宗教的关系。由此得出，古老的文化圈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消亡了，但是它们的“文化基因”遗传下来，两河流域钉头字文化的基因，遗传给犹太教文化、早期的基督教文化，以及伊斯兰教文化。它与尼罗河畔圣书字文化的基因，一同遗传给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因此，欧洲文明得益于亚洲，尤其是西亚文化的因子。

周老也恰如其分地指出汉字的局限性，汉字在其发展中未能走向字母化，虽然它也给予国内一些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国家，诸如朝鲜、日本与越南以影响，并形成一个汉字文化圈。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国家在走向字母化、拼音化之时已先后走出汉字圈。今日的汉语拼音，借助罗马字母而来的英文字母来拼音，并不意味着汉字的罗马化，也不妨碍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而是促使我们更自觉把自己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同样得益于欧洲。

周老的研究涉及到世界几个字母圈与文字圈——拉丁字母文化圈、西里尔字母文化圈、阿拉伯字母文化圈、印度字母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拉丁字母文化圈与西里尔字母文化圈也即西欧文化圈与东欧文化圈，是为西方文化的母体与分支；阿拉伯字母文化圈、印度字母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分别为西亚、南亚与东亚文化圈，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化。周老因此得出，人类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在聚合运动中前进的，部落文化聚合成城邦文化，城邦文化聚合成国家文化，国家文化聚合成多国区域文化，多国区域文化聚合成人类共同的国际现代文化。

人类社会在聚合运动中必然有冲突与斗争，也有吸收和消融。周老认为，对抗与斗争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聚合吸收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周老以极大的热情来讴歌人类文化史上的壮举——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欧洲文化在停滞中远落后于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自公元11世纪以降约200年间，西欧曾八次派出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教开战，均以惨败告终。欧洲人痛定思痛，坦承欧洲文明落后于他们看不起的异教徒，他们从对手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与译著中获得养分与启发，到希腊文化宝库中去寻求，由此掀起了持续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 促成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民主革命，此后，欧洲文化突飞猛进，“姹紫嫣红出墙来”，取代了伊斯兰文化的地位而引领世界潮流。

周老以同样的热情来盛赞人类的创造与发现，他高歌人类发现了连上帝也震惊的大地理，此后有了一块与欧洲同等面积的生存空间。周老更欣赏早期殖民者的披荆斩棘，将文艺复兴的传统带到美洲。周老的研究也启示我们，同为美洲，为何英殖民地的北美，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南美呈现截然不同的局面，那是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带去了不良的文化基因。

周老的研究也涉及到百年共产主义思潮与实践，就在社、资两大阵营的对垒中，资本主义悄然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学习了劳资关系，将资本主义世界变成一个福利系统；共产主义在“温室效应”中陷入困境。不得不改革开放回过头向资本主义学习市场经济。周老由此得出，共产主义是大同，可以激励我们的理想，但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去发展小康。

周老的文化研究就是这样，浅水引舟，渐入深流，引领着我们到五大洲、四大洋去探索与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四

在厚积的基础上，周老为我们概括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新陈代谢的三条规律：1）文化的创新；2）文化的流动；3）传统文化的衰减。

“创新”是文化新陈代谢的一种积极的现象。文化在发展中既有推进的动力，又有抑制的阻力。当“推进的动力强于抑制的阻力，文化就能顺利创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就是“文化的创新规律”。其次，文化是不断流动的，永远从高处流向低处，从民族文化汇流成为多民族的区域文化，从单元文化汇流成为多元的全世界人类文化，这是文化的流动规律。再次，文化在发展中会出现衰减现象，传统文化“无可奈何花落去”。衰减的深层原因是“时间的消磨”，“时间的长度跟消磨的深度成正比例”，这就是“文化的衰减规律”。

此外，周老还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概括为如下的三段式——

经济：农业化——工业化——资讯化

文化：神学思维—玄学思维—科学思维

政治：神权统治—君权统治—民权统治

这个三段式不同于传统的“五个阶段论”，可谓“新天下耳目”，其中最精彩是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的概括，尤以“玄学思维”最为神来之笔，为此有必要引申开来解释一下“玄学”这个名词。

古代欧洲有这样一种治疗方法，一个病人被送到医院，医生切开了他的动脉，鲜血喷涌而出，病人在痛苦中陷入昏迷，第二天，医生又接连给他放血，到第3次时，病人体内鲜血已经不多，无法喷出，医生于是将一个充满热气的玻璃烧瓶放在伤口上，利用杯内和外界的空气压力差将血吸了出来。男人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随之医生又将一种小动物医蛭放在病人的伤口处，医蛭慢慢地吸血，当医蛭的身体快被血撑爆时，医生再换上新的饥饿的医蛭。这样的放血治疗可以持续3个月再出院，前提是病人还活着。

在欧洲，放血治疗直到19世纪仍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一疗法基于一种玄之又玄的“体液学说”，人的疾病源于四种体液——黄胆汁、黑胆汁、黏液和血液——的不平衡，包括哮喘、糖尿病、癫痫、瘟疫、脑出血在内等疾病都是由于体内血液过多造成的，故要放血。仅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就用了4000多万只医蛭，“体液学说”统治了医学界2000多年，无数病人无可奈何地在痛苦中死去。玄学的玄，就在于它既非科学，人们又深信不疑，才会造成灾难性结果，阻挡科学的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说，玄学思维也即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造成严重的恶果，以汉代的董仲舒为例！董仲舒以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来附会人的四肢，以风雨雷霆附会人的喜怒哀乐，又以一年360天附会人身上有360 块骨头，再以人的五官附会五行金木水火土，以及五伦仁义礼智信，在层层玄想推理中，将人际间的道德说成是天的意志。当医学还无法验证人身上是否360块骨头时， 一切便由某些人说了算；一旦这种理论上升到国家的纲常层面，一般人就只能服从，不准思考质疑，在这个意义上，玄学思维也即信仰思维。周老将古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思维概括为“玄学思维”，实乃一针见血。 [1]

（[1]当然， 周老的三段论并非没有可以探讨之处。比如说，以人类的工业化时代去对应玄学思维与君权统治，未必准确。人类的早期，有过一个采集、畜牧到农业萌芽的阶段，笔者将此其概括为牧耕阶段，牧耕阶段属于神学思维与神权统治；接下来是农业化阶段，对应玄学思维与君权统治；再将工业化与资信化概括为工业信息化阶段，对应科学思维与民主统治。一孔之见，以资参考，不敢伤大雅。）

五

古今中外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经过周老的梳理，层次井然。在文化的创新、流动与衰败规律之下，周老进一步明确告诉我们，今日世界都处于双文化的环境，每个人都属于双文化人，并面临着双语言的问题。所谓双文化也就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与国际（全球化）文化的关系；双语言即方言与共同语的问题。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传统文化是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遗产，每一个民族都有长期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每一个民族也都热爱甚至崇拜自己的传统文化。由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同，传统文化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更因具体条件不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各自的特色。

今天，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几乎不可能有纯粹的传统文化，他们大多经历了三个文化时期：1.本土文化时期；2.古代的外来文化时期；3.近代的外来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有先秦的本土文化，唐代西向取经，深受印度宗教与文学艺术的影响。晚清又被迫师夷之技，学习西方文化，这便是本土与外来文化交融出来的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是由传统文化而来的，现代文化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升华，它是全人类共同的创造。现代文化不是某一国家的专利，而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财富。有了现代文化并不意味着不要传统文化，今日人手一机， 手机里播放的有许多传统文化的内容，这就是二者的关系。

人类在聚合中，不同国家汇聚成为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又汇聚成全球性的国际现代文化。 “国际现代文化”就是“先进国家以及行之有效、权威学者们一致公认，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它的精髓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科学是一元性的，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今天， 世界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也即国际化或全球化文化。

现代文化的出现使民族文化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文明古国不得不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价值。哪些保持民族特色，哪些跟国际接轨，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弘扬华夏文化决不是提倡国粹主义。华夏文化既有光环，又有阴影，阴影有时盖过了光环。高声歌颂光环而不敢正视阴影是自己欺骗自己，正视阴影是争取进步的起点。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如何融入世界的大背景， 周老打个比方，好比在高速公路，我们必须遵守共同的交通规则，才能避免撞车，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竞走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

对于今日的国民来说，面临的是双语的问题，英语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成为国际交流的共同语，因此，对于文化水准较高者必须在普通话的基础上学好英语，普通大众则必须在方言的基础上学会普通话，以便于交流，这就是周老寄予的厚望。

周老以他的“两种文化论”回应了学术界另一种观点：河东河西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文化热，一时间卷起千堆雪。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把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而且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文化手里”，这就是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论。这个论点在特定年代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对这个美好的预言充满憧憬，民族主义情绪高扬起来，俨然大国已经崛起。

其实这是一种极为肤浅的观察，找不到事实作为根据，属于高尔基式的福寿膏。周老对“河西河东”论提出质疑。他认为：“河西河东”论来自文化不变的传统学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不变论认为文化本身不变，但可以水平传播。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往返迁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轮流坐庄。这两种说法都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时代改变了，这种认识需要改变了。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即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了。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河西河东”论把现代文化和华夏文化对立起来，要用华夏文化来抵制现代文化。其结果不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是会助长我们盲目的自大，阻碍我们吸收现代文化。

六

2013年，中央编译局出版社推出《周有光文集》，共15卷，洋洋洒洒600-700万字，我们以高山仰止之心，拜读了周老的《文集》。周老的文章如秀才说家常，明白如话。没有做作的格式，没有迂腐的酸臭，没有吓人的八股架子，实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典范。周老文章的特点是以事实和数据见长，理论在事实中自然流溢出来，不作玄思，不夸夸其谈，这与西方的科学实证方法是一致的。读者如果有一点基本的世界地理文史知识，就如进入了一座文化的宝山，来到一个新的天地，获得了知识也获得了享受。

拜读过程中，笔者发现，周老的文化研究与他的语言文字研究实际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周老晚年的随笔集《朝闻道集》和《拾贝集》只是他文化论的一小部分而不能全面代表他的文化观。与之同时，笔者也拜读了专家学者对周有光评论的文章而发现，许多评论者只是从周老在报刊杂志上的随笔去引用，他们引来引去，陈陈相因，都是那几句话。他们可以侃侃而谈，给周老戴上各种桂冠，但未能发现周老文化研究的源远流长与雄浑。以周老一看即懂的文笔，在一些评论家的理论框架之下，反显得晦涩难懂，诚遗憾呀。笔者担心后人会将周老当做政治老人出于政治热情，而忽略了他的文化观点是穷一生之力的学者心得。

当然，这很难抱怨评论者，除个别好友之外，时下谁人家中能有一部15卷的《周有光文集》，谁又有时间将周老的文集通读一遍。有鉴于此，作为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成立不久的周有光研究室工作人员，我们感到，与其花精力去评论周老的文化观点，不如先把周老的“两种文化论”整理出来。

《周有光文集》收集了周老一生已经出版的大作，周老早年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论著结构严谨，逻辑学强，那是风华正茂的盛年之作。人毕竟受制于自然规律，周老以鹤龄茶寿，已经无法像年轻时写作那样中规中矩，而只能以散文与随笔的形式来表述他的文化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周老的文集中有近万张文摘与读书卡片，犹如汪洋大海将周老的文化论分割与包围在其中；更令人费解的是，周老有些文章，比如三种古文字，段落相同，文字相同，竟反复在文集中出现6、7次，他的文化论资料与论述也有不少大同小异之处，古今中外，笔者还没见过这样的文集，除皇帝之外，谁又有资格连文摘卡片也可结集出版？奇怪的是，出版社对于那些内容完全相同的文章，为何不予剪裁？这实在是一个谜，不敢瞎猜而倍加敬仰，那就是一个大学者的规格。

本书的编撰，在尊重周老原著的基础上，力求不割断文脉，不切断文路，对于内容大同小异的资料适当予以剪裁改写，某些对话录也根据情况，为统一文风而只保留周老的话。本书将周老的文化论分成14章，章节之间，在必要的地方添加某些文字连缀起来，以求见到其内在发展的必然性与逻辑关系。我们希望这本书能给热爱与关心周有光的读者和研究者以方便，做到一卷在手而知周老的文化观。至于如何评论周老的文化观点，那是下一步的事。

［后记］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周有光学术研究中心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周有光教授、周晓平先生父子对研究中心的长期支持，中心将致力于语言文字研究事业，培养更多的青年语言文字人才，将周老的学术思想传承、发扬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