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2013年9月23日，在叶选平同志的安排下，我与叶向真女士一道来到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先生在梅州的家中，对这位爱国企业家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采访。

—— 程冠军

 

爱国企业家 曾宪梓先生

2019年9月20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创办人曾宪梓因病去世，终年85岁。曾宪梓先生走了，他生前设立的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会、曾宪梓体育基金会仍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航天事业、体育事业贡献力量。曾宪梓先生走了，中国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呈请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命名的“曾宪梓星”（国际编号3388号小行星）仍在太空遨游。曾宪梓先生走了，由他所创造的利他、利人、利国、利众的“金利来精神”仍在熠熠发光，由他所缔造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尚品牌“金利来”仍在续写新的传奇。

为了纪念爱国企业家曾宪梓先生，传承和弘扬秀企业家精神，本刊特发表资深媒体人、知名文化学者程冠军于2013年9月23日对曾宪梓先生的专访文章。

程冠军：曾先生您好！作为金利来的董事局主席，您更多地呈现给世人的不是您如何经营企业，而是做慈善。因此大家对您的感觉好像您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职业慈善家。在各种会议上，您会经常领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首歌，您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曾宪梓：我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孩子，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共产党把我送到梅州的东山中学，才使我有了读书的机会，读书使我成为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人，共产党不仅仅教给我怎么样做人，而且改变了我的命运，一切都是党和祖国给我的，因此我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回报祖国。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广州科学院工作。参加工作之后的1964年，远在泰国的叔叔让我去那里继承遗产，到泰国后，我对叔父说：“这份遗产与我无关，因为亲情是用财富买不到的，共产党教导我要用自己的劳动力创造财富，我觉得我很富有。”之后，我毅然放弃了这份遗产。1968年，我赴香港创业。事实证明，我这个选择是对的。

事业有成之后，我开始回报祖国、回报家乡。我先后在家乡梅州捐赠了三所学校，分别是宪梓小学、利群小学、曾宪梓高级中学。梅州东山中学是我的母校，东山中学创建于1913年，也是叶剑英元帅的母校。1978年，我给母校东山中学捐赠了30万元，叶帅对我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希望我能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有了叶帅的勉励，我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发展企业和报效国家的理想追求，我不断地鼓励自己每年都要捐赠，经常提醒自己要终身报效国家。我先后成立了教育、航天、体育3个基金。2000年，我看到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贫困大学生，就向教育部提出设立了专门奖励贫困大学生的基金，此后，我每年资助1750名大学生。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我捐赠了2000万元，国家领导人也接见并宴请了我和一些校友。教育基金今年又增加了33所大学，此外我还支持了中国人民大学基金会、政法大学基金会等。航天基金今年也增加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奖励机制。现在我总的捐款已经达11.5亿元。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首歌激励了我一生，因此我一直唱了几十年，在香港工商界集体大会上我也带大家唱这首歌。试想，如果没有共产党，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怎么会走到今天，所以我时刻牢记爱党、爱国、爱港、爱家乡这“四爱”。我为金利来的员工制定的守则就爱祖国、爱集体、爱家庭、爱自己。

 

曾宪梓（左一）接受程冠军（左二）专访，左三为叶剑英元帅之女叶向真女士

程冠军：您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倡导爱党、爱国、爱港、爱家乡“四爱”，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当时香港人对您有什么想法？

曾宪梓：香港还没有回归的时候，我这样做不但有人不理解，甚至有人批评我说：“现在还没回归呢，你就唱爱党的歌，这很危险！”我不理会这些，爱自己的祖国有什么错！香港还没有回归之前，每逢公司大会，我们都播放爱国、爱党的歌曲。新华社驻香港的领导就曾经对我说：“老曾，你的胆子真够大呀！”我听得出来，这样说既是表扬我，也是鼓励我。于是我回答说：“在大是大非面前，只要是爱国人士就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此后，凡是我主持的大会都会唱爱国歌曲。渐渐地，高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成了金利来公司的一种习惯，一直以来，我的公司、工厂，我捐赠的学校都传唱爱国、爱党的歌曲，公司还专门为此设定了奖励。

程冠军：您1968年就开始创业。您和您创办的金利来集团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并且见证了香港回归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今天，您怎么看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和变化？

曾宪梓：回首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贫穷落后就要挨打。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8年间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我们3500万同胞，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记住这段历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并领导我们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实现小康，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可超过美国。今昔对比，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国爱党呢！

香港的历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历史。香港回归之初，有些香港人对祖国认识不够，曾经有过怀疑。香港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的治港政策，非常成功。现在香港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发展时期，这说明香港回归是成功的。1968年我就开始在香港创业，因此对香港的情况很熟悉。在香港回归祖国期间，我参加了香港回归筹备的全过程。我觉得我很光荣，这是党和祖国对我的认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非常的关爱，胡锦涛同志对我在香港回归时做的工作表示认同，他说：“党、国家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几十年来，我边经营企业，边回报祖国，祖国也给予我很多荣誉，1992年，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我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8年卸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我“大紫荆勋章”，去年我被评选为“感动香港十大人物”之一。荣誉越多，我的压力也就越大。

 

叶选平同志为曾宪梓先生颁发荣誉证书

程冠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梓”是家乡的代名词，您的名字曾宪梓中的“梓”就反映出对家乡、对祖国、对社会的回报。您是一位大企业家、大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位慈善家，我认为在您身上有企业家和慈善家两个光环，您认为长期的慈善捐赠会不会对您企业发展产生影响?

曾宪梓：我是曾子的后裔。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也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曾子著有《 孝经 》一书，他的学说主要是孝文化。孝文化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爱国、爱党、爱家乡的主流是一致的。作为曾子的后人，我更要弘扬曾子的思想，报效祖国。我是百分之百农民出身，是共产党送我去读书，学知识，培养我，使我有理想、有知识，才有了今天的事业。因此，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掉党和国家的培养。

金利来从创办到今天，从来没出现过偷税漏税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财务部门的员工也是最开心的，因为他们不需要提心吊胆地去做假账，公司也没有坏账。因此，他们工作起来心情舒畅。金利来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钱是不能挪作他用的。因此，我做慈善的钱全部是我个人的股息投入。我已经做出决定，我个人的钱全部回报社会，绝不留钱给后代。

我不是慈善家，我也不是大企业家，我做的是小生意，我只是按照我的理念报效国家。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报效国家。现在，我老了，但是我觉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我把企业交给了儿子，他也不会停止对祖国的回报。每年要拿出5000万元以上来作为教育基金。我的儿子曾智明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他秉承了我的作风，要把我的慈善事业传承下去。我要我的下一代学会做人，学会爱党、爱国，学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我的儿子去云南，我让他带1000万元过去，资助当地的贫困人家。我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定要做，绝不可忘记共产党对我的恩情。做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因为只有努力工作，把企业做好，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这也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只要我还在，金利来还在，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

程冠军：金利来是中国时尚领域的先驱品牌，一直引导着中国时尚产业的前进步伐。我们过去对金利来的了解都是从媒体上看到的，现在请您为我们讲述一下金利来的品牌的由来。

曾宪梓：1968年，我孑然一身来到香港，凭6000元创业，靠着一把剪刀、一台缝纫机开始了我的创业之路。刚创业的时候，公司并不叫金利来，而是叫金狮领带公司。1971年才改为金利来公司。

金利来商标就是我于1970年亲自设计的，它包括商标图案，牌名英文GOLDLION，中文金利来。牌名GOLDLION的中文译意为“金狮”，狮为百兽之王，喻示在服饰行业里，独占“男人世界”的鳌头，有王者的风采。但是，粤语中会把“金狮”读成“今输”，为使顾客不忌讳，便改为今天的金利来。金利来的商标图案是GOLDLION的缩写GL拼合而成的，G代表地球，L代表金狮。金利来三个字给我带来了财富和知名度。

在我创业的那个年代，外国人看不起中国的牌子，对此我很气愤，就想办法生产平价领带，到欧洲去销售。当时，我就发誓，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争气，一定要为国争光。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去日本打比赛，途经香港进行逗留宣传，我就赞助了3万港币，同时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做了一个礼拜的宣传，一下子所有的香港人都知道了金利来这个品牌。1992年的春天，尼克松访问北京，我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做了宣传。1973年我又出资赞助了香港小姐第一届选举，此后金利来品牌在香港已经是家喻户晓。到了1974年我就赚到了100万的纯利润。

广告宣传是品牌推广的必由之路，但是一定要杜绝虚假宣传。其实，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广告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商品要长期保值，还要做到“三要”：品质要好，款式要新，做工要精。除“三要”之外还有一个“不”即永远不损害顾客利益。那时候我们的商品是现金交易，顾客买了金利来商品，不喜欢就可退货和退换。金利来从没有到有，从小到大，一直到1992年上市，45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健的发展。

程冠军：作为金利来的创始人，您认为做企业最重要的是什么？关于说一个好的企业要有一个良性的负债率，您怎么看？

曾宪梓：做企业最重要的是保证品质，品质不好的产品绝对不能流到市场上，在金利来，如果遇到有瑕疵的产品，客户可以全额退款。一定要保证顾客利益。还有一点就是保证充足的现金流，金利来从来不向银行借款。对于企业的合理负债问题，我的观点是：一些大企业有能力重复利用贷款来拓展规模，发展大事业，是可以有合理负债的。但是这不是金利来要走的路，不是我的追求，我的目标是稳住发展方向。

我告诫我的儿子曾智明：金利来的目标不是追求大，而是追求稳。本着这个目标，我所有的产业都是企业的现有资金购买，而不是贷款购买。我认为，企业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安定，不能因为有个金融海啸或金融危机就垮掉了。当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作为香港代表团成员访问北京，江泽民主席接见了我，当时他很关心地问我：金利来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除了股市有些缩水之外，金利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损失。

程冠军：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后20年，很多品牌都发展起来了，很多也走向国外，您是怎么来面对竞争的？

曾宪梓：做国的企业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才能走向世界、立足世界。关于竞争，金利来欢迎竞争，但不要斗争，要良性竞争。竞争才能更好地提高中国品牌的品质，从而造就更多的名牌。

人与人之间不要攀比，做企业也是如此。中国那么大，市场的包容性非常强的。我们不是做几亿人的生意，也不是几千万人的生意，我们只是做了几百万人的生意，就已经赚了很多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有100个曾宪梓、100个李嘉诚也无法争夺整个中国市场。企业家要有目标，金利来目标就是不要损害顾客利益，也不要损害同行的利益，也只有如此我们的前途才会是光明的。

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品牌，更多的国际名牌。“体操王子”李宁在创业之初来找过我，当时我鼓励他用自己的名字作为品牌，事实证明了他的成功。

程冠军：在企业界有这样一句名言：一流企业做文化，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项目。您怎么看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影响？

曾宪梓：企业文化很重要，企业没有文化就等于人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的企业迟早要倒掉。金利来已经把报效国家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了。从全世界来看，每天都有人创业，每天也都有企业倒闭。中国有老话叫“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企业为什么要上市？上市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种资源来管理和发展企业，这样才能不断提升和改进企业的管理。外国的一些著名企业为什么会成为百年品牌甚至更长久，就是因为企业到了一定规模之后，老板只是持股，并不一定亲自管理企业，即便是老板的股份被收购，那么其家族一样会保持股份，经久不衰。我曾宪梓会死，但金利来不能死。

 

曾宪梓（左一）和叶剑英元帅之女叶向真女士（左二）

程冠军：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富了，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人们把一些富人叫作“土豪”，我感觉中国的企业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由富到贵？

曾宪梓：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和善心。现在很多老板有钱之后，把孩子送到外国，把资产也转移到外国，这种做法我不赞同。每个企业家的思想观念是不一样的，但一个品德高尚的企业家一定拥有爱国情怀，有国家观念的企业家会以国家为重，没有国家观念的老板随时都会弃国而去。那些把资产也转移到外国的老板们，和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华侨恰恰相反，我们是赚了钱都投奔到祖国来。我们时时刻刻都想着自己的祖国，挣到钱之后就想要回到祖国、报效祖国。我认为，当下我们的国家要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提高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品质。一部分人有钱了，但是一点也不贵。人要从富到贵不是那么容易。在香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大陆有钱人到香港买东西，什么东西都是要最贵最好的。一个人，当他富有之后如果连一些朴素的认识都没有了，那么他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也会丢失。希望我们的企业家能够以国家为重。香港回归之前，一些人对共产党没有信心，对香港的未来没有信心，有人劝我离开香港，我没有离开，而是相信共产党、相信祖国。

程冠军：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领带这个行业？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您是如何驾驭和管理它的？

曾宪梓：创业之初，我们一家在香港租了60平米的房子，在一个小作坊里做领带，做完就自己再去卖，后来才慢慢地扩大，再后来才有了金利来。当时想法也很多，但没有资金仅仅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什么会选择领带这个行业呢？因为领带这个行业成本小，工艺简单，虽然生意小，但容易进入，可以有饭吃。当时的想法是生存，每天要卖到50块钱才行，卖不到这个数我就不回家。从每天要卖50块钱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从来就没有亏损过。正因为这个经历，我才形成了我的经营理念：做生意每天都要赚钱。45年来，不管每天是挣1块钱还是10块钱，我总是在赚钱。做事情入手简单，但要做到成功不容易。开始很艰难，打开市场以后，生意非常好，那时，为了完成订单，我每天睡的很少，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这种景象持续下去，到了70～80年代金利来就基本占据了整个香港市场。香港是金利来的发源地，我的策略是在占有和保持香港市场的同时，打开世界市场。市场与价格息息相关，在金利来，同样一条领带在全球的价格是统一的。

做企业第一是要有目标。不论你做什么，一定要把“能做好”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领带这一行看起来简单，想做好它并不容易。1973年之后，我去欧洲考察，考察了意大利、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的时尚品牌，此后，我开始打造高端路线。现在，世界上很多品牌如爱马仕等都是我们加工生产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有生存的本领。这个本领要求我们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太远。我在刚创业的时候为自己定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买厂建厂，等这个目标实现之后我才给自己定了下一个目标：买大厦。这些，经过努力我都做到了。一直以来，我不给自己定长远的大目标，而是一个一个实现小目标。

我没有进修过MBA，金利来的管理理念我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厉以宁教授和他的团队拥有全世界最好管理理念，而我却不掌握这些理念，有一次，他到香港来，提出要把金利来的管理理念写到他们的教材里，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对厉以宁教授说，金利来是我自己创造的，怎么制造，怎么买卖，我心中有数。我每天做完都会总结，今天有哪些成绩，有哪些失败，不断地总结才能不断地前进。一个企业家不仅要勤劳，还要拥有总结经验的智慧。

 

“企业家论语”专栏作家：程冠军

 

此文刊登在《南方企业家》杂志2020年5月刊

广东省企业联合会：https://mp.weixin.qq.com/s/GQ5Ce_7XVyAJ_RJhSxns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