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以下简称我院）作为中国首家西医医院，自1835年创建后，几经变迁，数度易名，风雨兼程，凝聚几代心血，终攀医学高峰。上世纪中叶，一批批医学泰斗投身于此。他们扎根在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上，面对着种种沉疴宿疾，决心要“除百姓之疫病，创医术之辉煌”。他们以岁月为笔，以热血为墨，书写着大医精诚的精神。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他们信念如磐，大爱仁心，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医教研事业，铸就了一座座巍峨的时代丰碑。

为传承一代医学大家“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和精益求精、诲人不倦、金针度人的师者风范，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砥砺前行。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逸仙丰碑第七期，聆听耳鼻喉外科郑亿庆教授的人生故事。

郑亿庆，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我院耳鼻喉科主任，中山大学名医，广东医师奖获得者。

擅长耳鼻咽喉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对人工听觉植入、咽鼓管相关疾病、中耳炎、外中耳畸形、面神经疾病、耳硬化症、颞骨肿瘤、听神经瘤以及耳鸣、耳聋、眩晕、头颈肿瘤及嗓音疾病的诊治有丰富的经验。任中山大学听力与言语研究所所长，广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会前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耳鼻喉分会名誉主委，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分会委员，中国医促会听力分会副主委。一直以来主要从事耳科基础研究工作，近10年先后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及省级科技计划等各类基金11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00篇余，其中SCI 53篇。

何为大医？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用“精诚”二字概括大医风采。“精”，即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诚”，即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的感同身受之心济世救人。

在耳鼻喉科辛勤耕耘36载的郑亿庆，用他精湛的医术、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和行医助人的热心肠诠释着大医的“精诚”风采。与此同时，他敢为人先、教学有方的非凡魄力为“大医”二字做出了新的诠释。

早上10点的耳鼻喉门诊，一身白大褂的郑亿庆正在接诊病人。一个病人刚刚送走，又一个病人被迎进了诊室，今天不是他的出诊时间，但仍有许多病人慕名而来，他不得不为他们临时加诊。身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平均每天接诊几十个病人，每年完成600台手术，是他的工作常态。据他介绍，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做了9台手术。

这天，他从早上7点半一直忙碌到中午快1点才吃午饭，期间除了一个接一个的病人，还见缝插针地处理了数个工作电话、参加了两个院内的会议。高密度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急躁匆忙，相反，他快速移动的步伐中透着沉着笃定，脸上一直挂着亲切温和的笑。

身材高大，笑容可掬，行动风风火火而有条不紊，是郑亿庆给人的第一印象。而最让他的同事和学生称道的，则是郑亿庆的专业和果断。

“他身上有艾滋病，我们跑了全国好多家医院，要不就说治不了，要不就不敢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天，一位母亲带着自己失聪的儿子前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求医。此前，因为孩子身上患有艾滋病，她已被多家医院拒绝，此时男孩的脸色凝重，心事重重，全无一个十七岁少年该有的活力。

郑亿庆立刻为男孩做了检查，发现男孩患的是中耳炎，已经穿孔。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当下便决定用听力重建手术帮男孩恢复听力，同时还向这位母亲允诺说：“这病能治！而且保证能治好！”

“遇到疑难杂症，只要他在，我们就轻松很多。因为他总能一下子拍板。”他的学生这样形容他的果敢，而这种果敢，离不开精湛的专业能力。郑亿庆说：“医生应该像个大侦探，不仅要有敏捷的思维，更重要的是懂得找‘证据’。”所谓证据，就是从病人病史的询问、体检结果和其他检查结果中，发现与疾病相关的“蛛丝马迹”，然后去伪存真，抽丝剥茧得出核心的病情。而这些判断的过程仰赖于全面专业的医疗知识，以及清晰缜密的思维。

“无数次经验告诉我们，不要轻易质疑郑教授的判断，他总会比我们提前看到两三步的问题。”学生这样评价郑亿庆的专业。

不仅是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郑亿庆的专业果敢在其他医院中也广受认可，一些医院在手术中出现突发状况解决不了，手术进行不下去了，就会联系郑教授去“救驾”，而郑亿庆往往能凭他的专业与果断化险为夷。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他到花都去抢救一个病人，到的时候当地的医生说病人已经没希望了，他在看过病人的情况后却认为还有转机，于是力排众议，坚持把手术做了。最终，病人从鬼门关被救了回来。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郑亿庆的果敢来源于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常年累月的临床经验，正是这些储备让他拥有了侦探般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从而在医疗救治中敢拍板、敢承诺、敢担风险。

郑亿庆不仅用专业果敢赢得了同行的敬佩，也用他的热心负责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感激。

最广为传颂的是他与西藏女孩卓玛的故事。2005年6月，郑亿庆参加“健康直通车”项目，带领医疗队到西藏提供医疗服务。有一天医疗队在当地开展义诊活动时，一个满脸愁容的年轻女孩在妈妈陪同下前来就诊，这个女孩就是卓玛。经过了解，郑亿庆得知她的遭遇：两年前，卓玛在一次上山采药劳累过度，回来后开始出现严重的头晕背痛，最终逐渐失聪。此时卓玛正处于19岁的花样年华，这样的晴天霹雳让她难以承受，整个人因此日渐忧郁，家人为了给她治病，变卖了家产，病情却没有丝毫起色。

郑亿庆在初步诊断之后，认定卓玛为永久性失聪，要恢复听力，必须通过植入人工耳蜗来实现。然而，人工耳蜗和手术费用高达20万元，根本不是经济本就困难的卓玛一家能够负担的费用，加上西藏没有相应的医疗设备，手术无法在当地进行，一向果断的郑亿庆这时也为难了起来

郑亿庆回忆说：“知道能治好，那个女孩觉得看到了希望，就一直跟着我，我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卓玛眼里的期盼让他动容，最终他接受了卓玛家人和当地工作人员的恳求，将卓玛带回了广州治疗，还四处奔波为她筹齐了医疗费用。经过治疗，卓玛重回有声世界，如今已经结婚生子，有了美满幸福的家庭。

“他是一个会主动帮病人解决困难的医生，在医患关系有些紧张的当下，很多人会有顾虑，但他一直都是非常热心地去帮助有需要的病人。”同科室的同事这样评价他。据他的同事透露，除了帮助经济困难的病人筹集医疗费用，有时遇到一些情况比较急的患者，走正常的程序需要两三天，为了能让他们尽快接受治疗，郑教授还会利用身边的资源来帮助他们。

“看到病人的难处，我常常觉得很痛心，所以只要力所能及，就会尽自己一份力量。”在郑亿庆看来，做这些事只是出于一个医者应有的爱心。除了日常帮助病人解决难题，他还经常带着学生和医务人员到残联、聋哑学校为残疾人义诊，赠送助听器，并与很多公益机构长期保持联络，发现需要帮助的患者或群体，及时地伸出援手。

而在与病人的沟通中，郑亿庆也有自己的原则。他给病人讲解治疗方案时从来不会夸大风险或效用，也不会隐瞒不好的地方，而是会将治疗的好处和风险都给患者及其家属讲清楚，让他们可以自己去判断利害，减少疑虑。“他会将心比心地去考虑我们的为难之处和顾虑，然后很负责地全程跟进整个治疗，及时解决我们的困惑或烦恼。”一位患者家属如是说。

2015年7月，郑亿庆意外受伤，右脚跟腱断裂，然而他却在术后仅仅休息了一天，就风风火火地坐着轮椅回到医院上班，手术一个没有落下，出诊也照常进行，甚至病人的加号要求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面对病人让他回家好好休息的劝说，他解释道：“病人太多，而且有些病看病周期是一周，要是停诊，你们就要白跑一趟了。”

时刻心系病人难处，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先人后己，负责到底，郑亿庆用他的一言一行将“仁心仁术”四字诠释的淋漓尽致。

除了治病救人之外，郑亿庆作为耳鼻喉科的主任，还需引领整个耳鼻喉科的发展。

据郑亿庆回忆，他刚刚来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时，科室的设备技术十分落后，连显微镜都没有，只能依靠裸眼看，当时的手术成功率只有6成，这样的设备和专业水平即使在国内也只能排到中游偏上。而届时国外的手术成功率已经超过9成，差距非常大。

他接任耳鼻喉科主任时，正值国内医院开始引进人工耳蜗的时候，他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认识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不能够适应人工耳蜗植入这个新技术的需要，于是毅然决定自费到美国进修，学习人工耳蜗植入的先进技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进修的短短一年里，他就发表了3篇SCI文章，访学结束后，他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好的管理教学方法都带回了孙逸仙纪念医院。“回来之后，以前医院里不敢做的手术，我都能完成了。耳蜗植入的年龄范围也显著扩大了，从很小的孩子，到八十几岁的老人，我们都能做。”提起这些，郑亿庆的神情里充满了自豪。

随后，他又在新手术的开展上不断打破先例，寻求突破。给儿童做振动声桥听觉植入，国内医生都只敢从六岁以上的儿童开始，他却将手术年龄提前到了两岁半；耳蜗植入手术，别人从一岁的孩子开始做，他却提早到了六个月。对此并不是没有怀疑的声音，在一次北京的交流会议上，同行们面对他汇报的案例纷纷表示不认同，然而他却坚持自己的观点——“听力要从小抓起”。最终，国外类似经验的出现，证明了他的眼光与勇气。他当科室主任的二十年里，耳鼻喉科飞速发展，逐渐从国内中游水平发展成了国内一流，整体的设备、技术和科研水平均与国际接轨。

“一个好医生，总要做一些探索性、开创性的东西，做一些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这是他的理念。在他看来，凡事做到敢为人先，用“一己之力”可以完成很多事，而他也用自己的行动一次次地证明，这样的想法并非自负，更不是异想天开。

2001年，他率先开办颞骨解剖实验室，引进国外的用尸体头颅练习的培训方法培养了大批学生，大大降低了医疗事故的几率； 2012年初，他带领科室建立了听力检测和眩晕中心，使茫然无措的眩晕病人得以查清病情；2013年，他又开展了咽鼓管相关的手术治疗，首开国内先河，让饱受中耳疾病的患者解脱烦恼……

而其中他最骄傲的，还是创办了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听力与言语科学系。

这个想法产生于他带领科室同事做耳蜗植入的病例研究时，他们发现，耳蜗植入后效果的好坏因人而异，而其中的原因需要听力学和言语病理的知识去解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郑亿庆意识到国内在听力和言语科学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很少，“听力学专业在国外已有几十年历史，现已成为热门专业，而我国听力学专业正规化教育才刚刚开始起步，高层次的听力学人才仍然匮乏，无论数量和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他于是萌生了创办一个专业院系的想法。当时正值2013年，教育部新公布的学科目录里新增了听力与言语科学这个科目，他于是当机立断地申请创办了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听力与言语科学系，学院在2014年就开始正式招生。

在学院创办起来后，难题也随之而来。首先是生源问题，为了能尽快培养出能走上工作岗位的人才，他们在2014年招生时从生物医学工程系转来了部分三年级的学生过来，2015年又转了一些学生过来，于是仅用两年的时间这个新学院一到四年级的学生就全都有了，到2016年，学院已经有了第一届的毕业生。

生源问题解决了，还有师资和教材的问题。师资上，他召集国内志同道合的医院医生参与到教学中来。教材上，他组织了国内该专业的所有院校的第一次会议，共同探讨和制定教学大纲，并在会后组织编写了统一教材。

如今的耳鼻喉科里，已经有不少来自听力与言语科学系的工作人员和实习生，这让郑亿庆教授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

“只要做出来了，别人就会认可。”多年来，凭着这样的信条，郑亿庆不停歇地探索突破，创造了无数奇迹。

对于郑亿庆而言，自己除了是医生，是科室领导，更重要的还是一名老师。他带的学生有很多种，在临床实践中需要带进修的培训医生，在学校也有自己要授课的本科生，同时每年作为导师会带3个自己的研究生。

无论是哪一类学生，郑亿庆都坚持十分严格的教学要求，对待错误坚决不容忍。他说：“严是我们中山医的传统学风，我的老师当年对我也很严，我现在对我的学生也很严。”

但学生们对于他的责骂并无怨言，因为郑亿庆在骂过之后往往会耐心地告诉他们哪一步错了，教给他们方法，给他们机会去改正；并且他从来不会迁怒：“教授的严和骂都是对事不对人，前一秒你做错了事情他可能很严厉地说你，后一秒聊起其他事情他又变得很亲切”他的学生如是说。

郑亿庆的“严”不仅在临床实践，还体现在很多细微之处。比如他对于病历书写的要求很高，一般来讲，内科的病历会写的比较细致，而外科因为要手术比较忙，病历会写的比较简单。但郑亿庆不认同这样的做法，要求他手下的每一个外科医生都要把病历书写做好做细。在他看来，外科医生应该是“会开刀的内科医生”，病历反映的是医生对疾病的认识分析，如果乱写，说明医生对疾病的认知都不够，这样的医生没有资格去给病人开刀。他常常给科室的医生强调：手术要做好，但对于疾病的诊疗思维、思路更要非常清楚。

在平时的开会、讨论中，细到PPT每一页的行数和字号、每项任务完成和汇报的时间，他都会做清晰严格的规定。

而他的这种严格之所以让人信服，除了对事不对人以及细致入微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从来都是律人先律己，用自己的行动给科室的医生和学生们以榜样。

科室每周有两到三次的早会，都是在早上8点交班之前进行，内容包括病例报告、读书报告等，这是郑亿庆为了培养医生们的科研和pre能力而设立的制度。开早会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本就很早的上班时间基础上再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医院，这样的制度听起来很容易招来怨言，似乎难以长期落实，但是郑亿庆自有他服众的方法。

据他的学生兼同事介绍，从那时起，郑亿庆每周一到周五都是7点半准时到医院，雷打不动，不久之后，即使没有早会，科室里的很多同事也会在7点半来到医院。“他都7点半到，还有谁好意思晚到呢！”

“严”之有理，律人先律己，郑亿庆用他的人格魅力获得了学生们的信服和敬佩，也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临床医生。

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大医奋进，敢为人先；大医重教，育才有方。这就是郑亿庆，他用一言一行为我们诠释了新时代的“大医”风采。